在一场读书会上，从事设计工作的上海女白领小吴说着说着就哭了。
小吴在一家外企工作，平时很忙。虽然经常加班，休息时间有限，但她还是努力分配一些时间去参加文化活动，想让自己的思想能有所提高。
听到嘉宾分享，过去一年读了80多本书，小吴说，既很崇拜对方，也为自己难受。她的想读书单越来越长，却安排不出时间来静心阅读。
事业发展、个人成长、在大城市生活的焦虑困扰着小吴。尽管她认为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，所在的城市也是她喜欢的，朋友圈里的美图记录下为好友做伴娘、与同学去旅行、探索知名建筑……但她还是觉得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。
焦虑是一种现代病。在新书《焦虑社会》中，社会学家、清华大学教授王天夫写道：“焦虑情绪到来时，理由从来就不那么充分；焦虑情绪远去时，它也并没有那么彻底。”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当下，社会的“加速”感愈发强烈，人们因不适应，很容易陷入焦虑。
学业焦虑、容貌焦虑、年龄焦虑……各种个人层面的焦虑消耗了人的精力，带来负面情绪。进而，由人组成的“组织”也会出现焦虑倾向，企业会焦虑、社区会焦虑。“焦虑社会中的社会行为可以超越个体，形成集体行动策略，并沉淀为社会制度，带来更为长久的影响”，王天夫这样写道。
焦虑不可避免，它的积累与驱散都不存在标准答案。在焦虑社会中，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人走出困境？
倦怠
2019年，一项覆盖3.5万名青年的网络调查显示，三种情况给人带来的焦虑最显著，分别是学业或事业发展达不到自己的预期（25%）、亲密关系难以建立或不够理想（16.8%）和经济压力（15.8%）。哪些因素推高了自身的焦虑？同辈间的比较和竞争（32.8%）、父母等其他人施加的压力（31.7%）以及社会整体的焦虑氛围（25.2%）排在答案的前三名。
可以看到，优绩主义和加速主义给人带来的压力最为直接。人们害怕失败，希望不要错过任何一次机会。
王天夫认为，近年数字通信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，对个人而言，之前习惯的工作生活方式突然变快，使人很难适应。在社会层面，就呈现为“内卷”“躺平”等心态。
2005年，有日本学者提出“信息围墙”的概念。2008年，社会观察家桑斯坦则提出了广为人知的“信息茧房”。在巨量信息的冲击下，让人冷静地判断和决策，成本与日俱增。在与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研究人员松下东子和林裕之交流之后，王天夫发现，比较中日两国当代社会大众行为与心态，“内卷”“躺平”都不少见，凸显出快速发展的工业化社会具有某些共性。当人的心灵受到冲击时，应有一些社会层面的思路，对人们进行支持。
王天夫2021年在《中国社会科学》发表《数字时代的社会变迁与社会研究》一文，提出对数字社会进行研究已经十分紧迫。他在文中提到，数字网络使人们能更紧密地相互连接，人们能获得更多更全面的社会支持，但是人们的线上线下生活也更加碎片化了，人的时间与精力被切割得很碎，疲于应付各种事项。
以医生这个职业为例，2021年，王天夫所在的研究团队对来自28个省的1.3万名医生进行了调查。医生们平均每天出诊时间7.8个小时，另有1.5小时应对科研任务。每周的平均工作日数为5.8天，有的医生下班之后补写病历到晚上八九点钟。为了职业晋升，需要搞科研；日均接诊26人，单人平均诊疗时间16分钟，坐诊工作强度大；60%的医生对医患关系紧张感到害怕，三分之二以上的医生认为媒体与舆论对医疗纠纷的报道不属实。
现实焦虑令医生们的职业道路产生更多的分化，离开三甲医院加盟小医院的医生不少见，他们舍弃了更高的收入和声望，愿意在压力更小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尝试寻找平衡。
“倦怠是现代社会过度精神暴力的必然产物”，《焦虑社会》写道，医生群体对自身职业的认可和展望存在矛盾，绝大多数打算坚守，但也更不希望自己的后代“踏入同一条河”。
连接
交到更多朋友，让白领小吴觉得改变是有希望的。读书会上偶遇的邓大姐说了一番话，坦率承认自己曾是被困在家庭中的消极的人，后来碰巧在一个读书会中发现大家都有不同的人生，为什么不能做别的尝试呢？搬家以后，她一直想再参与新的读书会。当她的女儿去滑冰，丈夫在喝咖啡的时候，她用等待女儿下课的时间散步，偶遇了小吴参加的这场读书会。邓大姐讲出自己的经历，让小吴意识到，他人怎么走出焦虑，对自己是有启发的。
一份报告提出，“疗愈经济”在2019年成为中国的十大消费新现象。全球健康研究所在2023年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，预测到2025年，疗愈经济的市场规模将达到7万亿美元。
艺术、禅修及与城市生活有明显差异的田园、山林景观，给人带来脱离固有生活的体验。记者曾与从事美术疗愈、音乐疗愈的业者交流，一位疗愈师表示，人们总是觉得要说出来才能解决问题，其实你还可以选择画出来，“不是为了多美，而是让你的左右脑重新对话”。
在《焦虑社会》中，王天夫认为，情绪资本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将会逐渐超过人力资本，情绪将会成为数字时代的市场要素。在此背景下，疗愈性陪伴的广泛出现，响应了焦虑社会的刚需。
王天夫在书中开出了应对焦虑的7种“社会药方”，其中一点就是“拓展社会连接，建立和善社会关系”。在他看来，除了疗愈经济给人直接带来的解脱感，更重要的是各行各业都应去思考，要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共情交流。
比如在教育领域，王天夫认为高速发展的人工智能会导致大学教授这个岗位，以及集中授课的知识传授方式很快消失。老师对学生能起到的指导将不再以知识传授为重点，而是从人生阅历上给学生提供情绪价值。学习、成长和研究遇到了什么困难，可以看看别人遇到同样困难时的应对方式，思考怎样绕开它。
“教育这个行当，离人心灵最近的那些岗位，可能会保留下来。比如幼儿园、小学老师，这些岗位一定会比大学老师更稳定。相对于大学老师，他们面对学生的学习习惯、学习方法、学习兴趣，都比较细心耐心，因此在新技术背景下的职业供给会更多。”王天夫认为，特别能共情、对人类的心灵启迪更有经验的人，会逐渐成为最稀缺的人才。
《焦虑社会：无处安放的现代心灵》
王天夫 著
上海人民出版社·世纪文景2026年1月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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佟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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